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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22日

中大社會工作學系公布香港人的助人、求助和互助文化研究

2008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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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莫邦豪教授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助理教授梁芷芳博士 (前任中大社工系一級導師)

早在三十二年前,港督麥理浩爵士已在當時的立法局提出社會建設的理念,建構香港成為一個「互相關懷、互相幫助」的社會(1976年施政報告)。今天,特首和財政司司長不約而同朝著同一社會發展的方向,發展社會企業,提高社會資本和促進官民商的合作,希望提倡和深化香港的關懷和互助文化。從麥理浩港督到曾蔭權特首三十多年來的管治和倡議,香港是否已有一套關懷和互助的文化?要進一步促進香港的關懷和互助文化是誰的責任?應採用何種策略?香港中文大學(中大)社會工作學系莫邦豪教授和梁芷芳博士於本年5月進行了一項有關本港助人文化的調查,以隨機抽樣形式,成功地以電話訪問了1,003名市民。成功回應率為48.9%,抽樣誤差為±3.09%以內。

調查結果

助人指數

調查結果顯示,當他人有經濟困難時,香港人的助人意願是因人而異的。最願意幫助的是直系親屬(83.3%),其後依次為好朋友(51.2%)、非直系親屬(49.2%)、老弱無依者(40%)、鄰居(18.5%),以及普通朋友(12.8%)。是次調查綜合五項指標得出「助人指數」。指數範圍由0-10分,0分代表完全不會助人,10分代表一定會幫助他人。而調查所得的助人指數是5.46,顯示香港人助人的意願差強人意,僅略高於中位數。

為何香港人助人的意願不太強?原因之一可能是被訪者認為自己未必有經濟能力和經濟條件去幫助他人。其二,大部分的受訪者認為「求助人的要求是否合理」是他們考慮會否提供幫助的重要或極重要因素。這些被訪者也較願意幫助不認識的老弱無依者。其三,「求助人能否自己解決問題」以及「是否有其他資源可以解決求助人的問題」也影響被訪者幫助不認識的老弱無依者的意願。由此可見,助人意願乃出於理性判斷,而理性判斷的基礎則建立在合理性和需要性上。

求助指數

同時,調查發現香港人的求助意願偏低。除了較為願意向自己的直系親屬求助之外(63.0%),少於半數願意向他人求助,甚至連向好朋友求助也不太願意(只有37.4%),而且大部分被訪者幾乎不會向普通朋友(4.4%)及鄰居(3.8%)請求經濟幫助。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受訪者卻較願意向有關政府部門(45.9%)或社工(30.7%)求助,這反映出愈來愈多市民覺得個人有困難時,政府應該和有能力通過屬下的部門或社工施以援手。同時亦顯示市民的社會意識和對個人權利的認知有所提升。是次調查綜合5個指標得出求助指數。0分表示有經濟困難時完全不會向人求助,指數是10分時表示一定會向人求助,而5分是中位數。調查得出的求助指數結果是3.69,顯示香港人遇到經濟上的問題時十分不願意求人幫助。

為何香港人的求助意願偏低?研究人員有三個推測:首先,正如調查指出,香港人不太願意幫助他人,既然自己不願助人,當自己有困難時,又怎能要求他人幫助?而且他人亦未必願意幫助自己。其次,可能與中國人的面子有關。求助並不是光彩的事,可免則免。所以,更多人願意向不認識的政府官員及社工求助,而不願找親戚和朋友幫忙。最後,香港人不願求人,與我們相信的「求人不如求己」及「家醜不可外傳」的觀念也有一定關係。

值得關注的是,老年人的求助指數最低。這可能是因為他們的生活要求不高,不太需要求助;也可能是老年人多要顧全面子而不願求助。但在老人自殺率高企的香港(根據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2008年的報告,60歲以上的老人每十萬人口的自殺率為27.6),老人求助指數偏低的現象實在令人擔憂。

互助指數

是次調查綜合助人指數的五個指標和求助指數的指標,拼成一個互助指數。調查結果顯示,香港人的互助指數是4.59。總括而言,香港人的互助指數偏低,有待提升。

提升互助文化,是誰人的責任?調查結果甚為有趣,超過半數受訪者認為個人的責任多些(51.6%),只有17.1%的受訪者認為是政府的責任,認為兩者都有責任的佔27.2%。

背景分析

不同背景的香港人,他們的助人指數、求助指數和互助指數有沒有不同?統計分析顯示,受訪者的性別和教育對他們的助人行為、求助行為和互助行為並無影響,但是他們的年齡、宗教信仰、就業和婚姻狀況都是重要的影響因素。

宣傳渠道

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認為要推動和發揚「互相關懷,互助互愛」的精神,四種有效的方法按比例依次如下:家庭教育(67.4%),學校教育(66.1%),傳媒宣傳(40.6%)和社區教育(36.8%)。

建議

基於以上的調查結果,建議政府全面檢討現行的社會政策,並制訂明確而具體的政策目標和策略。同時,建議在中小學課程和通識教育的環節中加強互助教育,令互相關懷、互相友愛的精神變成市民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每所學校的家教會在推動互助文化和關懷文化方面也可以扮演重要角色,而學校社工也可積極參與推動關懷互助文化,從學校開始,推展到家庭和社會。

再者,受訪者認為要借助大眾傳播媒介。因為大眾傳媒起著潛移默化的功用。建議政府撥款透過大眾傳媒宣揚互助文化,改變香港成為一個具備高度「關懷和互助」精神的城市。最後,香港的互助組織和自助組織在推動互助精神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政府應該增加資源,促進這些組織的成長和發展。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莫邦豪教授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助理教授梁芷芳博士 (前任中大社工系一級導師)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莫邦豪教授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助理教授梁芷芳博士 (前任中大社工系一級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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