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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中大）於10月23及24日舉行一連兩天的經濟理論研討會，紀念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以及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先生誕辰100周年。研討會邀請了近40名經濟學家共聚一堂，審視對中國發展影響至深的議題，並評論經濟學思路和不同的改革方案，以進一步拓寬改革的視野和思路；其中包括曾經歷中國改革開放前、後的老一輩中國經濟學家、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獲獎者、國際知名的華人學者、內地高校經濟學的後起之秀，以及根據地利研究境內外動態的本港學者。

經濟理論研討會議題包括：經濟改革與經濟理論、財政與金融、所有制與民營經濟、社會分配與收入差距、區域經濟與農村體制、勞動市場與社會保障，以及環境能源與可持續發展。

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先生生前對社會主義經濟改革和理論有卓越建樹，為30年前開始的改革開放和開啟經濟學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備受學術界敬重。成立於1983年的「孫冶方經濟科學獎勵基金委員會」（「孫冶方基金會」）每兩年頒獎予十多名有傑出成就的研究人員，是內地經濟學學者的最高殊榮。獲獎者均為國內的優秀學者，他們的研究讓大眾對經濟改革和開放加深認識，並對決策產生重要作用。

從鴉片戰爭起，中國經歷了170多年的上下求索。為了改變國家的命運，前人嘗試了不同的改革方案和制度，期間甚至曾回到閉關鎖國的制度，導致中國經濟一度瀕臨崩潰，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經濟學家孫冶方在上個世紀50至80年代初的30多年裏，一直堅持對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體制進行探究，主張對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進行根本的改革。早於50年代，孫先生指出「效益」為經濟的原則— 以最小的勞動消耗取得最大的成效，並提倡經濟核算、減低成本、增加利潤，按價值規律讓生產資料和產品進入社會性的商業交換和流通軌道等理論。在極左的年代，孫先生為他的理論付出了代價，受到多次迫害，更曾於文革時期入獄7年。出獄後，他根據在獄中完成的腹稿撰寫一部30多萬字的《社會主義經濟論》，並帶領當時的年輕學者，如劉國光、吳敬璉、董輔礽、張卓元、冒天啟、曠建偉等，繼續對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展開研究。這批學者為改革開放後的市場經濟發展政策和理論探討作出了重要貢獻。

由於受到長期的迫害而積勞成疾，孫先生於1983年2月22日因肝癌去世。1983年6月，55名孫先生的朋友和經濟學者發起並成立了「孫冶方基金會」，以紀念孫先生對改革開放的貢獻。他倡導開放的學術研究風氣，並獎勵傑出的經濟學者。孫冶方的名字更被載入北京的中國世紀壇。

在香港紀念內地改革開放別具意義。1978年，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個根本的轉變，而經濟開放首先面向的是香港— 香港的市場、資本、人才和經驗推動了中國經濟起飛，而內地的改革開放也造就了香港產業結構性的改變，為香港帶來商機的同時也帶來了轉型的挑戰。30年來，改革和開放使中國從一個經濟瀕臨崩潰的落後農業國變成了全球經濟大國，國民生產總值（GDP）增長達八倍以上，2007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在世界排名第四，約佔全球的百分之五點五。香港在推動中國經濟發展30年之後的今天，卻反過來要依靠中國來擺脫亞洲金融危機的陰霾，而其他發達國家亦期待中國的幫助來緩和金融海嘯的衝擊。

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是一個奇跡，但同時也面臨隨著改革開放而產生的社會問題和挑戰。中國的經濟會健康、和諧、持續地發展嗎？中國的經驗可以供其他國家學習嗎？中國對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帶來正面及積極的影響嗎？不少其他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均有這些困惑和疑慮。隨著中國成功向世界彰顯了奧運風采時，更無可避免地加劇了這些困惑和疑慮。同時，面對自1929年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全球金融危機，中國將怎樣應對？怎樣將損失減至最低？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在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治國家這幾方面會如何往前走？經濟學家該如何看待這些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大為促進有關研究，早已將「中國研究」定為大學五大研究領域之一作重點發展。

研討會由中大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中大中國研究主要領域、中大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共同舉辦，並由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香港）提供部分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