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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中大）社會工作學系今日（6月18日）公布一項有關新冠疫情對智力及發展障礙人士及其照顧者影響的調查報告，發現本港智障人士於疫情期間遭遇環境約束、體力活動減少、疑似剝削或疏忽照顧等情況，較參與同一調查的其他國家及地區嚴重。另外，家庭照顧者的情緒健康，以及對疫情資訊的滿意度亦低於國際整體評分。

是次研究於2020年8月至10月進行，在19個國家及地區收集了3,754份有效問卷。香港區調查由中大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崔佳良教授負責，在香港弱智人士家長聯會和香港復康聯會智障人士服務網絡的支持下，共收集了269份有效的照顧者問卷（包括智障人士的家人及受薪照顧者）。崔教授的研究團隊其後於今年5月舉行智障人士照顧者及同工之聚焦小組，瞭解疫情下智障人士和照顧者的需要，以及疫情期間影響其情緒健康之具體因素。

疫情下本港智障人士環境限制嚴重

調查顯示，58.4%的本港照顧者反映其智障親屬在疫情期間曾遭遇環境約束（例如限制進出某個環境服務設施的自由、限制在某範圍內的正常活動／交流），高於全球平均水平37.2%（圖表1）。其中，78.2%的照顧者會選擇避免讓其智障親屬前往醫療服務機構，而全球平均比例為41.7%（圖表2）。此外，超過七成的智障人士的體力活動（74%）及在陽光下的時間（79.2%）比平常少，比率均高於全球平均水平的63.1% 和48.5%（圖表1）。

中大醫學院精神科學系名譽臨床助理教授、精神科專科醫生雷永昌醫生表示：「減少曬太陽除了會影響維他命D的製造外，亦可能影響腦部荷爾蒙分泌，影響情緒或睡眠質素。此外，長期面對壓力，加上體力活動減少，有機會誘發情緒問題，例如出現焦慮、抑鬱等。」

多數照顧者不懂報告疑似被剝削或疏忽照顧事件

雖然本港照顧者認爲智障親屬在疫情期間遭遇被剝削（例如財物損失）的情況較少（13.1%），但絕大部分受訪照顧者（95.2%）並不知道該向誰報告，亦無人表示曾經報告有關事件；在國際調查中，照顧者不知道向誰報告及曾經作出報告的比率分別為58.5% 和22.6%（圖表3）。

被問到智障人士疑似被疏忽照顧的情況時，有89.5% 本港照顧者不知道向誰報告及沒有報告有關事件，遠高於國際比率37.6% 和27.7%（圖表4）。

多數照顧者不滿本港防疫資訊發放情況 

本港照顧者對政府發放疫情資訊的內容及時間，滿意度均不足三成，分別只有27.3% 和26.2%，較國際比率的大約五成為低（圖表6）。受訪者表示最缺乏的資訊分別是「支援小組或熱線電話的聯絡資訊」（81.5%受訪者未曾接受相關資訊），以及「為智障人士提供無障礙版的疫情資訊」（78.1%）（圖表5）。

本港照顧者情緒健康相對較差並受多因素影響

研究採用了情緒自評量表（DASS），以有效評估照顧者的抑鬱、焦慮和壓力水平。本港智障人士照顧者的量表分數為9.27（輕度情緒問題），略高於全球分數8.89（圖表7；分數愈高，代表抑鬱、焦慮和壓力水平愈高）。

此外，量表分數亦顯示智障親屬或照顧者愈年輕，照顧者在疫情期間的抑鬱、焦慮和壓力水平愈高（圖表8及9）。有年輕照顧者在聚焦小組中反映，服務停頓影響智障學童參與各類康復訓練、返學等日常模式，即使提供網上教學，因子女年幼，照顧者需要花費更多時間提供協助和照顧，甚爲困身。

有癲癇等其他疾病、自閉症譜系障礙、溝通困難或自理困難的智障人士，照顧者的情緒困擾更嚴重（圖表10）。而智力障礙程度愈高，其照顧者之情緒困擾指數亦愈高（圖表11）。

服務停頓及資訊不清晰影響照顧者壓力

研究亦發現，需使用日間、社區支援及特殊學校服務支援的智障人士，其照顧者在疫情期間出現更多的情緒問題，照顧者於聚焦小組中提及因服務全部或部分停頓，給他們帶來照顧和訓練智障親屬之壓力。其中，使用社區支援服務包括暫託服務、家居服務等的智障人士照顧者，情緒困擾指數達嚴重程度（圖表12）。

此外，照顧者對所收到的資訊内容和其發放時間之滿意度愈高，情緒自評量表分數愈低（圖表13），顯示資訊接收情況與智障照顧者之情緒健康有關。

有見及此，研究團隊對疫情期間的社福措施和服務提出多項建議，當中包括：

（一）加強公共衛生危機中的無障礙資訊發放，針對智障人士，推出簡易圖文資訊；推出防疫新措施時，邀請相關政府部門如社署等協助，並提供足夠的服務資訊。

（二）疫情下應加强不同持份者之適時溝通及交流，並重視自助組織之功能和角色。

（三）加强公眾健康教育，鼓勵公眾保持社交距離的同時，亦需盡量保持一定的體力活動。

（四）推出針對特殊需要人士的防疫政策時，需加强公眾教育和宣傳。

（五）探索突發危機下的替代服務，推動多元化服務，盡量維持緊急社區支援服務。